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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离奇的故事促使我不断网络搜寻,直到看到刘心武先生的这篇文章:
刘心武的文章

  我正在家里心情大畅地准备行装,忽然有人敲门,打开门一看,不免吃惊——门外站着我们单位的一位负责人。
  那是1983年初冬。我被安排参加中国电影代表团到法国参加南特电影节。中国电影代表团的名单是由当时电影局长石方禹拍板的。当然,电影局还必须征得我那时的所属单位——北京市文联的同意。很爽快,甚至可以说是很高兴地同意了。第二天就要出发了。北京市文联的负责人老宋却忽然到我家来,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变化呢? 
  我把老宋让进屋,他也不坐,看看周围,我告诉他爱人孩子还没回家,他知道家里只有我一个,就跟我说:“有个事要嘱咐你一下。”  老宋为人一贯温厚随和,但他话一出口,我不禁有些紧张了。明明头两天他见到我还提起去法国的事,只表示为我又能增加见闻高兴。他有事要嘱咐我,怎么早不说,现在风风火火地跑来说? 
  老宋个子高,真所谓虎背熊腰,我站在他面前,仰望着他。他十分严肃地嘱咐我:“到了法国,如果有人问到时佩璞,你要证实,他是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。” 
  宋老又叮嘱一句:“你记住啦?”我点头。他就蔼然可亲地说:“那好,不耽搁你收拾行装了。祝你们一路顺风!”接着就告辞。 


  老宋走了。我暂无心收拾东西,坐下来细细琢磨。 
  我意识到,老宋突访我家,一定不是他个人心血来潮。 
  到了法国,我应该在有人问起时,证实时佩璞属于我们北京市文联的专业创作人员。 
  我能证实。 
  想到这一点,我心安。我害怕撒谎,哪怕是为正义的事业撒谎。老宋不是嘱咐我撒谎而是强调我应该说实话。我很乐于跟任何人陈述真实情况。
  我是1980年从北京出版社调到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的。直到1986年我又从那里调到中国作家协会《人民文学》杂志工作,并没有对专业创作人员评什么一级、二级……专业作家的做法。后来时兴那样的做法,我已经从事编辑工作,未能参评,从那以后到现在,我已没有专业作家的身份。但1980年至1986年之间在北京市文联任专业创作人员(也可以说是专业作家)那几年的情形,回忆起来还是花团锦簇、满心欢喜的。 
  那时候的北京市文联专业作家群真是老少几辈济济一堂,蔚为大观。老一辈的有萧军、端木蕻良、骆宾基、阮章竞、雷加、张志民、古立高、李方立、李克……壮年的有管桦、林斤澜、杲向真、杨沫、浩然、李学鳌、刘厚明……归队的有王蒙、从维熙、刘绍棠等……新加入的有张洁、谌容、理由等。因为人多,每次组织学习,必分组进行。我分到的那一组,除了上面提到的某些大名家外,还有一位资历极深的老诗人柳倩,他曾是“创造社”的成员。另一位呢,跟我友善的兄长辈作家附耳嘱咐:“千万别在他跟前提到艾青!”原来艾青于他有“夺妻之痛”;再一位呢,就是时佩璞。 

  开始我也没怎么注意他。有一天又去学习,他恰巧坐在我旁边。他堪称美男子,头发乌黑,脸庞丰腴,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脸庞和脖颈皮肤超常地细腻。我估计他那时怎么也有四十岁了,心中暗想,他就没经历过下放劳动吗?怎么能保持这样的容颜?更引起我好奇的是,他里面的衣裤和皮鞋都很洋气,可是身上却披着一件土气的军绿棉大衣,那时候可是只能从军队里能得到的啊。  
  学习会休息期间,我们有对话。我跟他说,真不好意思,还不知道您是写什么的,是诗人吗?他就说是写剧本的。我就问他写过什么剧本?他说写过《苗青娘》,我就“啊呀”了一声。 
  我敢说王蒙他们可能直到今天都不知道何谓《苗青娘》,那真是太偏僻的作品了!可我偏偏知道! 
  当然,我以前只知道有出京剧是《苗青娘》,并不知道编剧是谁。于是不得不再自我惊叹,我的祖辈、父辈、兄姊辈,怎么会牵出那么多七穿八达的社会关系,竟一直影响到我,有的甚至延续到今天。父亲曾和一位赵大夫有密切交往,而那位赵大夫的弟弟,便是京剧界鼎鼎大名的程派青衣赵荣琛,因而,我们家的人,在以往的程派青衣里,也就特别关注赵荣琛,也就因此知道些赵荣琛的秘辛。比如,上世纪60年代初,有关部门忽然夤夜造访赵荣琛家,说是对不起打搅,毛主席想听您唱戏。赵荣琛登上接他的汽车去了中南海。下车的时候,发现另有一辆车,接的是侯宝林。原来毛主席把夜里当白天过,白天是要睡觉的。进去后发现那是跳交际舞的大厅。毛主席跳舞间隙,再听段相声,来段京剧清唱。毛主席很亲切地接见了赵荣琛,让他坐到自己那架大沙发的阔扶手上,说你今天能不能唱段新鲜的?赵荣琛就说,那我唱段《苗青娘》里的二黄慢板吧。毛主席那时候也不知道何谓《苗青娘》,说生戏生词听了不懂,赵荣琛就扼要地介绍了剧情:此剧又名《羚羊锁》,剧中的苗青娘因金兵入侵与丈夫儿子离散,丈夫投入敌营,苗青娘后来也被掳去,在敌营她私下劝丈夫杀敌归汉,丈夫不从,还要加害于她,她就在儿子帮助下刺死丈夫,以明爱国之志。毛主席听了剧情,十分赞赏,说表现大义灭亲啊,好!又让秘书拿来纸笔,赵荣琛当场挥毫,毛主席直夸其书法漂亮,后来赵荣琛唱那段二黄慢板,毛主席就边看写出的唱词边叩掌细品。
  我跟时佩璞说知道《苗青娘》,他长眉微挑,道:“真的么?”我略说了几句,他发现我非吹牛,十分高兴。我问他是否自己也上台演唱?他说当然,只是次数不多。他说曾拜在姜妙香门下,在北京大学礼堂唱过《奇双会》。哎呀,天下巧事到了我这儿真是一箩筐!我就跟他说,我哥哥刘心化是北京大学京剧社的台柱子啊,唱的是梅派青衣。他说那回他们在北大演出,前头就有北大京剧社的成员唱“帽戏”,我说指不定就是我哥哥唱《女起解》哩……我们聊得就更热乎了。
  后来有一次,学习时我们又坐一块,休息的时候又闲聊。他问我住哪儿,我告诉他在劲松小区。那时候只有落实政策的人士和极少数加以特殊奖掖的人士,才能分到新小区里的单元房,我告诉他时不无得意之色。我分到一套五楼的两室单元。四楼有一套三室的分给了赵荣琛。刚听到那个消息时我兴奋不已,但由于赵荣琛那时年事已高,又有腿疾,拿那四楼的单元跟别人调换到另外地方的一楼去了,我也因此不能一睹赵荣琛便装的风采。不过我们那楼里住进了荀派传人孙毓敏,还有著名武旦叶红珠……时佩璞很为我是个京剧迷高兴,他说,原以为你只知道几出“样板戏”。散会时我顺便问他住在哪儿,他说在和平里,欢迎我有空去坐坐。他问我喜欢喝茶还是咖啡,我说当然是茶,咖啡喝不惯。他说那真可惜——他那里有上好的咖啡。他给我留下电话号码,又说,你要来一定先打电话,因为我也许在城里的住处。他家里有电话?那时候我们住在劲松小区的中青年文化人几乎家里都没有安装电话,打电话接电话都是利用公用传呼电话。所谓“劲松三刘”——刘再复、刘湛秋和我,都是到楼下那个大自行车棚里去,那里有一台宝贵的传呼电话。我记得有一次因为都在那里等着邻居打完长时间的电话,站得腿酸,湛秋就一再问我,怎么才能申请到私人电话?而时佩璞家里却有私人电话,更让我妒火中烧的是,他居然除了和平里的住处,在城里还另有住处!当时阴暗心理油然而生——《苗青娘》的影响,怎么也没法子跟《班主任》相比啊……(那时候因为和平里在二环路以北,被视为“城外”,现在四环以外才算郊区。后来知道,他城里住处在新鲜胡同,是一所宅院,住所里不仅有电话,更有当时一般人家都还没使用上的冰箱等电器)。
  我当然没有给时佩璞的和平里居所打电话,也没有去拜访他打扰他构思写作新剧本的想法,只盼望下一次学习时能再跟他抽空聊上几句。但是,那以后时佩璞再没有出现,我没太在意,专业作家的学习会常会缺三少四,我也请过几次假。
当我已经差不多把时佩璞忘记的时候,在去法国前夕,老宋却突然来我家,特别就时佩璞的身份问题嘱咐于我。没得说,我一定照办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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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到了法国,在巴黎住了一晚,第二天就乘火车去了南特。那是一座典型的西欧富裕城市,整个儿活像一块甜腻腻的奶油蛋糕。在那里每天要参加许多电影节的活动,我的神经高度兴奋,兴奋点几乎全跟电影有关,因此,几乎把时佩璞忘得一干二净。在南特期间没有任何人向我问起过时佩璞。 #   从南特返回巴黎,第一夜,我就想起了老宋,他那嘱咐我时的身姿神态宛在眼前,我就提醒自己:若有人问,一定要如实回答。当然,我也懂,如果没有人问起,一定不要跟任何人提起这个名字。 
  在巴黎停留的几天,我多半是约上陶玉玲,用当时堪称大胆,如今已很时兴的“自由行”的方式,乘地铁加步行,到各个名胜景点观光,没有任何人认识我们,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人跟我们提出任何问题。巴黎的华侨领袖请谢晋和我们一行去看“红磨房”的演出;参观新奇有趣的蜡像馆;到华侨开的旅游纪念品商店购物;到有红柱头和龙图案的中餐馆吃饭……其间也没有任何人提起过时佩璞。在巴黎还有几位专门研究中国电影的人士跟我们聚谈,他们谈的都是中国电影,不涉及京剧,当然更没有什么跟《苗青娘》相牵扯的内容。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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